生活、情感、心智与图式的融合 —我对油画创作的思考
生活、情感、心智与图式的融合 —我对油画创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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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21 22:0:18 论文科研 0

生活、情感、心智与图式的融合

—我对油画创作的思考

发表在《美术大观》2008年第12期


              文/ 骆建钧

  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是通过“视觉语言”来传达的过程,油画图式问题是每一个学油画者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油画家在不同的生活经历中,产生着不同的情感,用心智创造出个性化的图式进行表达,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新颖、独特的图式永远像迷人的金子,使油画家们普遍地乐此不疲地追求;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图式的表面化理解而使得画面图式空洞与样式化,最终造成绘画语言和个性的缺失,是当前油画创作中常见的一个问题 。在许多画展中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情况:展出中的某幅作品像“巴尔丢斯”的图式,某幅作品像“怀斯”的图式等等,一旦某种图式成为市场新宠,很快就会有相似的构图、形象、趣味甚至表情出现;图式变为消费社会中的一种符号,深度被拉平,图式与作者的个性化心智被分离开来,使我们独特的生活、丰富的情感被经典的、时尚的图式所同化,未免遗憾。那么我们的心智和图式是否能自然地融合?在这个充满经典的、时尚的图式时代,我们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是否能融合得更自然一些,而不是明显地套用。我以为探讨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用我的油画创作实践来解析,这是很冒风险的;因为我的作品还不是经典,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经典的作品来说明问题的方式,但是有风险做法也往往会有一些更个性化的东西可以表述,真实显现我在不同时期油画创作的心路历程。我在生活、情感、心智和图式的融合中经历了图解性的图式、象征性的图式和心智性的图式三个过程,分述如下,以便今后在选择油画形式语言时审视自己,在面对作品时再反思。

一、生活与图解性图式的融合

   20 世纪80 年代末我开始创作油画作品时,大家以参加主题性的画展为荣。如大型的建党画展、建军画展、建国画展等,表现的内容大都与主题有关。但当时的展览机制已打破了过去展览评奖时在作品题材、主题思想和绘画形式等方面的既有模式,因为85新潮以后中国油画的发展轨迹在创作中人性已经觉醒,思想观念的解放促进了艺术形式的自由表现,拓宽了绘画语言本体的自在性刺激了画家作为创作主体的自由度,也为艺术向形式本体回归铺平了道路。当时我大胆采用了打破时空的图解性的图式,创作出油画《一个战士的历程》(浙江省美展铜奖)、《映山红》这样的一些作品。


       


油画《映山红》     骆建钧作

   在《映山红》作品中,我用满幅的映山红花朵、各个革命时期的军功章、文字和图片作为元素,表达我们这代人所受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情感,然后用具有时代意义的、打破时空的组合图式,尝试了图解建军的历程来符合建军画展的主题。我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图式?这与我的生活与时代的图式有关联。因为画中的几枚战争纪念章和军功章是父辈们最珍贵的东西,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每年映山红花开的时节,它们都会诉说过去光辉的故事,使我对崇高、正义、勇敢、艰苦、战争等词汇的意义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这就是我经历过的生活。这样的创作过程,我以为是我受生活和当时的图式的影响,是自然地与时代发展产生的图式相融合,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或许这样的图式使人能真切感受到作品内涵的只是有切身体验的这代人,但对以后的人们和海外的朋友却留下了我真诚的表达。这种图解性图式的创作使我学会了表达,也看到了不足之处是表面化的图解使作品缺乏深度


二、情感与象征性图式的融合

   随着不断地参加画展和与绘画界朋友的交流,我慢慢体会到图像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含义;图式作为一种符号,合适的象征往往能表达更令人思考的文化内涵。寻找象征的对象,不再以图解的形式提供令人感动或崇高的形象来教化观者,也不仅仅把描绘对象作为绘画样式的代言者,使我对艺术的领悟在深化。在一次《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50周年画展》中,我创作了《神州鼓声》。


    

油画《神州鼓声》     骆建钧作

   画中的腰鼓是中国特有的,在我的印象中腰鼓来自陕北,随着全国的解放陕北腰鼓遍布神州大地,让陕北的腰鼓声象征“讲话”精神的发扬光大是合适的。原先画面的外形是一个腰鼓,为了避免图解式,变成了象征性的椭圆形。这一构思所形成的图式同样是受我的生活感受和情感的影响。在我作画的过程中,记忆中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现在的老、中、青腰鼓队都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种历史长河中的“咚咚锵”的声音是那么遥远,但又是那么的亲近。记忆不断地被唤起,情感就产生难以言状的兴奋。在图式构想中就自然形成了打腰鼓的人群从黄土高原一样的大地上走来,慢慢地占满了椭圆形的空间。这种情景仿佛在梦中出现过,但又是现实的;这种张力具有的象征性使画面的主题既含蓄又明确。造型也不是简单的图解,而是思考用典型的形象进行更有深意的表达。

三、个性化的心智与图式的融合

  20世纪末我在新生代画家的影响下,一方面坚守油画本体语言中写实的同时,另一方面在图式上力求塑造一种个性化的语言。油画创作从“主题的概念性”向“现实生活”的转移。油画由单纯从属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向反映生活转移。真正开启“平凡生活”的写实绘画,回归艺术的自律性。因为新生代艺术家在价值观之外更加关注表现技法的个人化图式的符号性,而这种符号性必须符合艺术家对自己生活状态的理解以及个人审美能力促使他在艺术形式上自我塑造。新生代艺术家的作品无疑反映了当代艺术的纯视觉和符号化倾向,这种符号化的运用实际上也是遵循当代人的视觉方式的变化。所以我开始寻找我内心最强烈的情感,那就是我的渔乡情结;这种个性化的心智所产生的图像是心灵的反应与自然的物象合而为一。我以为这种“天人合一”的图像可以用心灵中想象的图像表现心灵的真实,也可以用写实的自然物象来表现心灵的情感。于是仍然保留着具象符号,但在追求绘画性的形式过程中都力求打上个人的心灵烙印。作为艺术形式语言本体的探索,使我的油画带进了当代成分。当代艺术的特征就在于艺术的多元性与自身本体语言的形式化倾向。我在这样的理解下创作系列渔乡风情油画时,个性化的心智与图式的融合使我深深地感悟到绘画的乐趣。如我创作的《船舱上的音符》(第九届全国美展入选)、《金色渔曲》(全国第十届美展入选)、《银色交响》(浙江省美展铜奖)等作品中,画的是鱼的形象,但都与乐曲有关。


       

油画《船舱上的音符》             骆建钧作

   在作品中鱼是自然物,乐曲是我心灵的反应,“合而为一”成为我美好的表达图式。在中国第六届开渔节举办的个人渔乡风情油画展中,我写的感言题目是《海风吹过》,说明了我心智与图式的关系:“海风吹来了渔民的渔曲,吹来了扬帆归来的满舱的鱼,也吹来了我七彩的梦,这就是我三合为一的图像。‘满舱的鱼’并且能‘连年有余(鱼)’是渔民们祖祖辈辈最淳朴的企盼,动听的渔歌是渔民们最美好的梦幻表达。所以我在《船舱上的音符》油画作品中,让一缕阳光把几条缆绳的影子投到船舱上,像五线乐谱,鱼变成了各种音符,它们交结在一起,组成了丰收的乐章。绘画自觉地去超越模仿自然的描写,赋予作品音乐的感觉,表达内心的愿望和情感。我觉得写实油画有了这些因素,作画的过程就充满快乐,形成的画面就会充满活力。同时在我的心底里希望鱼在海洋里会越来越多;希望渔民们不断享受“鱼满舱”的快乐,开心的渔曲能绵绵不断;希望渔乡成为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个性化的心智与图式的融合不仅是画面主体形象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审美趣味、表现方式的变化,所以图式与精神的契合不是凭空得来,提升油画的精神内涵还须从人类的心智入手,将生活中的真、善、美转化成为创作的热情和个性化的油画图式。画家总是运用自己现有的图式来投射世界借以获得必要的艺术理解。图式的翻新,图像的变革,技法的突破,意念的唯新,这种“现象”在画家自身心智演绎过程中不断趋向的复杂性、独特性、适合性形成了画家的风格。


   综上所述,一种图式的背后必然隐含着某种精神性,每一种图式或视觉样式都是一定文化、观念、精神诉求的反映。图式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图像化的样式,运用图式不应该是简单的借鉴,都是和你以前的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还应该与由视觉引导和启迪的精神世界相联系。图式的深刻性一定要通过所经历的生活才会有深刻的内心体验,绘画创作应是情感的体验、心智的表达、灵感的爆发,而不是复制别人的图式。这才有其生动性。当代中国油画体现在形式上是不断的丰富与完善,而在理念精神上却是不断的跌落。而在这种语境下,重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性,无疑对振兴中国当代油画具有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刘志刚                 骆建钧 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美术特级教师